为什么说“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是一种理论偏见？| 张城

摘  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已逾百年之际，讨论一个与其紧密相关的主题——启蒙，甚为重要。即使在西方，整个启蒙运动过程本身也极为复杂，内涵亦相当丰富。如何在中国独特的语境下认识启蒙的中国叙事，这本身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迫切的现实任务。要正确认识近代中国产生的独特的启蒙运动及其内在价值，就必须对冒以普世价值之名的西方中心主义保持清醒认知，摒弃在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抽离了具体历史环境的，视自由民主为一种绝对价值的启蒙观影响，进而厘清深受此影响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断的理论偏见与潜在风险。同时，需进一步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的具体问题与实践条件，在民族危机、救亡图存、肩负着反帝反封建双重历史任务的背景下，正确认识中国启蒙运动的社会主义叙事，及其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当下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新主题、时代新任务，提供价值支撑，贡献精神力量。

作 者 | 张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2年第5期，第17-32页
原 题 | 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扩展阅读

一、引言：启蒙叙事的中国语境

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逾百年。百年来的中国，在其现代化历程中始终与一词汇密切相关—启蒙。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西学东渐洗礼的现代中国，只要提及启蒙，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如下关键词：理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进化论、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而德性或者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总不能位列其中，甚至还会被视为需要强力清除的对象，但“理性”却必居于榜首。这种中国启蒙观的形成，可以说深受西方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精髓与主要特质即是“理性”，它有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正如恩格斯所言，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应策尔纳请求所作《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给出了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不过，即使在西方思想史的内部脉络中，整个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也可谓极其复杂，其所呈现的内涵亦相当丰富。正如卡西尔在评价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所言，“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在这种形式中，启蒙思想被归纳为种种特殊的学说、公理和定理。……这整个不断起伏的过程是不能分解为个别学说的单纯总和的”。由此，面对西方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刻认识到启蒙运动并非如以往所见唯法国所独有。即使在欧美社会内部，启蒙亦有其复杂的历史传统与丰富的人文内涵。如英国近代以降的启蒙运动，其内在动力就并非源于非历史的“理性”，而是更为注重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美德”；美国的启蒙运动，与其立国原则基本一致，其动力主要来自对政治自由、正义、幸福与共和的认同。对英美多数启蒙思想先驱而言，理性只是通往美好社会的工具与途径，并非目的本身，更不能代替目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将法国与启蒙运动等同起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是这样一种趋向：依照法国经验看待其他启蒙运动的结果——例如，把美国革命看成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或低级版本，或把在英国发生的不革命看成某种反革命（或把英国启蒙运动的某些方面看成一种反启蒙运动）。正确评价这些启蒙运动的独特性也是正确评价各国历史形势的独特性”。由此可见，西方知识界对启蒙运动本身所呈现的价值诉求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争论回到中国语境，如何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独特价值内涵？它在何种意义上发生？其源动力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还是深受西风东渐影响？在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启蒙运动有着何种价值内涵，哪些价值契合中国问题的真正需要，哪些又与中国社会水土不服？为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被广泛动员组织起来同德同心，结束百年分裂动乱，完成建国理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与社会主义的启蒙叙事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不论西方各国的启蒙运动，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其价值诉求都取决于各自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关于“启蒙”，不可能有一致的版本、固定的模式，无论是想把西方式启蒙生搬硬套于中国，还是想把中国式启蒙移植于西方，都值得高度警惕。要正确评估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及其内在价值，必须结合中西近代相互遭遇后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等具体处境与实践条件。在民族危机、救亡图存、肩负着反帝反封建双重历史任务的背景下，中国启蒙运动本身并没有绝对独立的价值要求，而是紧密围绕中国问题而展开。一旦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现实政治要求发生转向，为救亡而生的启蒙便势必要为中华民族的救亡而改变其方向。由此，我们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近代中国迭次出现的启蒙运动，及因各种启蒙价值立场的紧张关系而导致的分裂结局。在各种启蒙价值抉择中，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最终顺应了中国救亡叙事的时代潮流：一方面承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启蒙价值，另一方面果断抛弃了与近代中国救亡叙事严重背离的绝对自由主义倾向，再一方面亦注重吸收中西古典文明的优秀传统与公共德性，并使上述三方面在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中得以真正融通。正如姜义华所言，“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便因之具有与西方启蒙运动非常不同的内容与形式。而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这场运动，几乎从它一开始，便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传播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已成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运动的每一步重大发展，都同社会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扩大息息相关”。由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为何能作为一种启蒙价值在中国迅速扎下根基，被国人普遍认同，进而启发大众，实现社会动员，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二、救亡产生启蒙——“启救亡之蒙”

西方启蒙运动，核心议题是宗教，主要对象为神权，且其早期阶段基本上是一次纯粹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相比，近代以来中国启蒙叙事产生的背景是空前的民族大危机，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并非如西方早期启蒙运动那样有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可以说，贯穿近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百余年历程的主题始终是救亡，主要任务是反帝与反封建。正如美国学者舒衡哲所言，“从中国历史上看，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先于启蒙问题。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尊奉儒教的官员们就已经开始探索强盛国家、壮大国威和抵御外来侵略的道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洋坚船利炮的重创之下，天朝上国麻木不仁的身躯开始顿觉刺痛，缓慢恢复了知觉。与此同时，列强的炮火越来越烈，瓜分的危机日益加重。由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敏感的士大夫才深深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救亡图存已然迫在眉睫，保国、保种、保教之意识顿时涌上心头。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以犀利辛辣的笔触状写了社会人间百态，对腐朽的社会政治予以有力抨击，由此启发大众之觉醒。同时，历经欧风美雨之不断洗礼，面对先进的西方，民族自卑之情常现笔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进而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号召，主张效法西洋的军事技术，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自强运动。这是在救亡背景下觉悟到的第一次启蒙。

在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后，老大的帝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民族羞辱，便不能不“反求诸己”。此时，梁启超已渐晓文学之于思想的重要价值，“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诗文作品提出“文言合一”的改革纲领，“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极力宣传维新，启发大众。痛定思痛急切盼望国富民强的士大夫进一步思索中国未来之出路，认为仅止于军事器物的学习不能富国强兵，而应于制度上效法西洋。他们认为，日本成功之道即在于引进了西洋法政制度，变法图强，终成东亚强国。在民族危机进一步严重的情势下，年轻的皇帝决定变法维新，迫切希望全面效法西洋政制，虚君立宪，开启了救亡背景下的第二次启蒙。

在历经八国联军入侵与强盗般洗劫后，帝国已力不从心，元气殆尽。但为应付风起云涌的一系列骚乱、反叛与革命，晚清政府开启了自掘坟墓式的以预备立宪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但“皇族内阁”一经推出，请开国会要求又被一再推迟，其固守皇家自身利益的欺骗伎俩昭然若揭，很快便被识破。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夏威夷檀香山则诞生了日后王朝的掘墓者——兴中会，孙中山大声疾呼革命。邹容的《革命军》是其革命思想的急先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亦以鼓吹革命为志向。这些满怀激情的启蒙文学家为革命的兴起营造了强大舆论。此时，体制外之革命与体制内之改良似乎已成龟兔赛跑之局：清廷占有绝对优势，却总是漫不经心，就像那只三心二意的兔子；与此相反，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上似乎多有欠缺的革命党，则感形势日蹙，而像那只奋力拼搏的老龟。“立宪的虚伪，一天一天地暴露，革命的潜势力，一天一天地膨胀”，而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规律往往总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就在立宪改良与革命共和的双重变奏下，一次在汉口俄租界不慎引起的意外爆炸，使老态龙钟的帝国最终走到了历史的终点。伴随中华民国的成立，创制共和开启了救亡背景下的第三次启蒙。

此时，历史的主角已非万世一系之皇朝，而变成了坐镇北洋的新军统帅袁世凯与越挫越勇的革命先驱孙中山。民国初立，他们都走到了历史前台。民主共和之国的确值得期待，但历历在目的现实，却并非时人所预想的那般美好，更大的动荡、混乱与不安的帷幕才刚刚拉开。清帝逊位，旧制已渐行渐远，新制却若明若暗。做过袁世凯总统顾问的古德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民主共和国：“在企图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的革命之后，产生的却是一批军阀……最高当政者权力的取得是靠军事实力而不是靠世袭制来实现的，只有这一点也许能让中国可以称得上是有了一点‘共和国’的味道。”共和之后，人心涣散，制度尽毁，新政乏力，武夫当国，内争外斗，民不聊生。孙中山亦感慨说：“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之福。”对此，有学者评价说：“革命摧毁了旧国家，但也阻断了在短时间内重建有效国家的可能性，不管这个有效国家是共和制的还是君主立宪制的。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上长出的是毒荆棘还是牡丹花，而是土地的盐碱化。如何改造土壤，使之重新成为沃土，就成为中国革命接下来的主题。”就这样，共和政制被保留了下来，并非因为它给国人带来了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其“徒有虚名”而已，只是此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彻底结束这动荡不堪之时局。

1912年赫尔岑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列宁以《纪念赫尔岑》一文论述了俄国思想启蒙的几个发展阶段。在列宁看来，赫尔岑虽并非无产阶级阵营中之一员，但他对革命思想启蒙起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唤醒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由此，我们可得到如下启示：思想启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代接着一代，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是一个代际接替的连续发展过程。就此而言，以救亡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亦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价值，“启救亡之蒙”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特别指出的：“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

三、新文化启蒙运动——分道扬镳的价值抉择

辛亥革命后，共和观念并非如流俗所见那般深入人心。在那种混乱格局下，当然不排除存在极少数怀有真正共和信念的革命党人，但多数人却是左右摇摆，飘忽不定，主要根据时势走向与力量消长来选择政治价值立场。即使许多一时力主共和的主要人物，在满怀满期待地目睹了共和乱象后，也开始动摇，甚至立场大变，转向君主立宪。筹安会六君子中便有三位同盟会会员，本来即为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张勋之流就更不用说了。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康有为即把社会上的一切罪恶都加诸共和头上，用夸张的笔调非常形象地揶揄了民初乱状：“夫名为共和，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共和，而必至分争分裂；号为博爱，而惨杀日加酷烈；号为自由，而困苦日不聊生；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其弟子梁启超对共和则更厌恶至深，称其为幻象：“共和宣布亘一年，政象不加善，而泯棼反远过于其旧。于是国中忧深思远之士，渐有疑共和之不吾适者。而外人旁观拟议，方且目笑存之，谓共和之在我国，不过一时幻象。”共和初年做过《民国报》外勤记者的梁漱溟，在与社会频繁深度接触中，渐渐晓得革命后时下所谓的共和国其实并不尽如理想，所见的政客议员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以至于“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面对民初共和政制的如此困境，陈独秀在《新青年》撰文大声疾呼：“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在陈独秀看来，即使极力反对帝制之人，大多数从内心深处也并非真正反对帝制，而只是不认同袁世凯有资格做皇帝而已。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其本身正是诞生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之中。袁世凯当政时期，因日本的觊觎与压力，北洋政府被迫签订了极具羞辱性的卖国条约即“二十一条”。接着袁世凯与张勋相继上演了两度复辟的闹剧，而作为战胜国的北洋政府，本想在巴黎和会上企图以“公理战胜强权”的外交方式获得应有的尊严，却又遭遇滑铁卢，这一系列丧权辱国的社会政治事件激发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忧国之愤，为民初启蒙运动的开启准备了舆论与思想条件。胡适即指出了新文化启蒙的根本宗旨：“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个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运用，不管他来自何方。”的确，每到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兴衰，发时代之先声，为民族为国家鼓与呼。由此，救亡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叙事得以开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手非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莫属。在对待中国旧传统的态度上，启蒙思想家的阵营有着一致的共同价值立场，那就是与旧传统划清界限，激烈地批判旧礼教、旧道德、旧伦理、旧文学。陈独秀率先扛起大旗，向着旧传统猛烈开炮：“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接着，他又强调：“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作为新文学旗手的鲁迅，则通过新文学——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猛烈抨击吃人的旧礼教。他从国民性角度，认为排满政治革命较易，革新国民劣根性甚难。而要筑牢共和政制的基础就必须革新国民性：“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道出了写小说是为要秉持启蒙主义立场，以改良人生的初衷。重视文学的启蒙作用，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而此时，性格本十分温润包容的胡适也按捺不住激进的思绪，认为中华民族之自信心必须立基于“反省”，要充分认识祖宗与自己罪孽之深重，“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搥碎，烧去”。甚至还要国人诚心认错，承认百事都不如西人，认为这样才能全身心地投入革新以自救。因文化启蒙之需要，对旧伦理旧传统的反省批判至此，似已有过度偏激之嫌。

与此同时，即便新文化思想阵营的启蒙目标都在于革新文化，但就思想家们随后的价值立场与现实选择而言，他们对需要新文化新思想承载何种启蒙价值，却并未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最终在通往未来启蒙之路上只能分道扬镳。辛亥革命虽未达至理想目标，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要述其成功之处，那首功即是推翻了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旧制的确一去不复返，皇帝已永久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正如毛泽东所言：“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共和革命后的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混乱，人民苦不堪言。辛亥革命既造成了政治权威的丧失，不能于短时间内完成国家统一，又导致了价值权威的颠覆，从而无法凝聚国人的文化认同。

由此，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一出场，可以说就是在替留下价值真空的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共和政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求一种价值合法性的理论或主义。面对不断涌入的西洋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起初都欣羡不已，有种“病急乱投医”的迫切的拿来主义。正如鲁迅所言：“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民国初年，源自西洋的各种主义纷至沓来，各种思想粉墨登场。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蜂拥而至，一时间甚嚣尘上，广为流传，影响颇大。青年毛泽东就曾想用时髦的新村计划创造理想的新生活，并把其视为根本理想。

此时的中国社会成了各种思想与主义的试验场。救国心切的知识分子也从中寻觅着各自所需的启蒙价值。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开始时，虽是要为中国救亡寻求最后的政治觉悟，但最终发现共和政制需要更为根本的伦理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伴随现实政治的急剧恶化，一心要为政治寻求伦理根基的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他不能局限于《新青年》杂志只用力改造文化思想而不谈政治的宗旨，于1918年底创办以直接评论时政为主的《每周评论》，逐渐有选择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倾向，随后即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进而有1921年的组党运动。与陈一起创办《每周评论》的李大钊更是如此，即使在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时，他对此也有深刻反思：“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并初步指出新文学必须要有主义与信仰的支撑，“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他早期曾服膺斯宾塞庸俗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之欢欣鼓舞，他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这也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而自觉地不断将其付诸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

与后来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陈独秀、李大钊相比，胡适的价值立场始终比较温和。无论是前期有意避讳文学革命，而代之以文学改良，还是后期反对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包办一切，欲图根本之解决，他只是表示愿意多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其立场和方法论始终都与个人主义的自由精神相一致：“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但正如其所自述的，政治始终是其忍不住的关怀，之所以选择文学改良和白话文革命，目的都是要为中国救亡寻求一可靠的政治文化基础。特别是1917年7月回国途中耳闻张勋复辟，对他刺激甚大，深刻领悟到帝制复辟只是政治上的表层现象，其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习性，由此“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一直自诩为反对独裁，坚持人权的自由主义战士。虽然他在启蒙的价值立场选择了自由主义，但前提与目标始终是建基于政治救亡，这即导致他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立场上最终倒向了蒋介石政权，甚至在自由主义口号粉饰下不惜与蔡元培等人主持的人权同盟决裂。由此，他在进步的革命青年中迅速失去了思想导师的地位，以至于瞿秋白1933年在上海作诗这样嘲讽道：“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在中国独特的政治境遇下，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其持守的自由主义价值立场源自救亡任务下的启蒙要求，在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浪潮中，最终心安理得撤离了自由主义的阵地，转向了“国家主义”，“虽不情愿却算可行的方法，致力于国家建设”。正如周策纵所分析的那样，重视个人价值是“五四”时期最为鲜明之特征，但寻求自由解放之个体对于社会和国家又负有极大之责任。这与现代西方个人主义诞生的社会语境大相径庭。“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因此中国对个人从传统中特别是从封建大家族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需求很快就被要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和国家从而建立一个强大政府的要求给抵销了。”这是自由主义者在近代中国的特点，也是其宿命，中国救亡叙事的时代潮流注定了他们后来之悲剧。

在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传统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出现了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严格意义上，他们虽算不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但其思想并非如老古董般一味固守传统。梁启超从清末以来就立志“作新民”，是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梁漱溟亦宣称与罗素“宝爱中国文化而莫要损坏它不同”，他并未先悬设一“中国本位”为标准，提出莫损及固有文化之限定，反而表示“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其实，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国启蒙思想家阵营起初都视欧美社会为典范，只是在具体的国别偏好方面稍有差异而已。启蒙思想家们都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式情结，希望能从西方盗回救亡图存的真理火种。但自一战爆发后，欧洲社会呈现出近世以来前所未有的颓废衰落之势，时人由此得到深刻教训，认为科学主义、个人主义、进化论等西式启蒙价值观，如果脱离了道德力量的缰绳，则近世文明是继续发展还是走向毁灭，只在一念之间。也是因此，近代西方大思想家诸如伯格森、罗素等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对中国文化、伦理、道德等推崇备至。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游历欧美，观览了西方历经战乱破败不堪的惨淡景象后，感叹“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这无疑强化了其向传统复归的价值立场。同样，面对战后的世局，曾经的自由主义者严复晚年思想大变，“亲视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亦渐觉文化传统有其价值，宣示归宗于孔孟之道。而刚应聘到北大的青年教师梁漱溟则到校长蔡元培办公室声称要替释迦和孔子发挥，此外不做旁的事。在面对全盘西化派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时，梁漱溟“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正因如此，起初还把梁漱溟视为新文化同道的陈独秀，此时断然宣称梁漱溟的那些言论不仅非为同志所能接受与认可，简直就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言论——“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

因此，五四新文化启蒙阵营的思想家，不管起初如何推崇源自西洋的各种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罢，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在民族危机与救亡背景前提下，力图救斯民于水火，展开其启蒙的价值立场选择。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导致了启蒙本身并没有绝对独立的价值要求，都是紧密围绕中国问题展开。一旦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现实政治要求发生转向，为救亡而生的启蒙便势必要为中华民族的救亡而改变其方向。这就开启了兼具革命性与实践性，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

四、社会主义启蒙叙事——大众的觉醒与解放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帝国主义罔顾公理与正义，出卖弱国权益，进行了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中国身为战胜国却未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这极大地促使国人从对西方的幻想中醒来，真正觉悟到“弱国无外交”。虽然知识分子天天高喊学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西方所推崇的价值观，但看到中国仍继续遭受着侵略者无情的压迫与掠夺，遂恍然领悟帝国主义在利益面前执行的依旧是内外有别的双重价值标准。难以想象，一个正遭受列强肆意欺凌的民族，其启蒙思想家们却在宣传不能解决民族救亡问题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空洞口号，最终会导致何种结局。周策纵十分精辟地指出了自由主义者在近代中国独特语境下的悲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保守或消极，成为无足轻重的政治砝码。他们无视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躲避政治漩涡，认识不到知识分子对其他社会力量的领导作用和中国军阀主义的本质，也不了解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厌恶，最后他们躲入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这一切导致他们丧失了和多数青年人及人民群众的联系。”事实上，不管如何高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旗帜，启蒙思想家们几乎都不是纯粹的个人抗争者，没有一个人是纯粹为了解脱个人的困惑而寻求意义、评估价值。究其本质，他们都是一群企图通过救个人以实现救社会的救世关怀者，一度以为两者可以自然统一的中国自由主义者。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民初的共和革命、新文化运动，民众至多是反帝反清的被动参与者，并没有真正自觉的自由民主政治要求，因此也就没有多大兴趣去积极争取知识分子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权利。有初步社会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家于危难，救斯民于水火，就必须放弃早期的党派政治、精英革命，而转入面向广大基层的大众运动、人民革命。正如陈独秀所意识到的那样，必须从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其中最迫切的问题是唤醒民众的觉悟，使其意识到帝国主义的深重压迫，官僚主义的残酷剥削，民族国家的危在旦夕，唤起大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民意识，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伴随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接触到了极具革命性、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革命觉悟的知识分子逐渐领悟到，在众多纷繁复杂的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唯物史观上真正彻底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基就在于经济之构造，政治、法律、伦理等都属于表面构造，“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亦是一套关于社会组织动员的科学理论，极具革命的实践性。“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要是真正革命的理论，最终一定会变成革命的实践。

在屡败屡战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作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其实也在不断总结失败的惨痛教训，意识到欧美社会与中国的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差异甚大，不能照搬照抄，革命要实现彻底胜利，必须从歆羡欧风美雨的迷梦中转向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地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同时，他也逐渐明白，单靠几个会党无法担负起中国革命的建国重任。正如其《国事遗嘱》中留给同志的教训：“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逐渐认识到深藏于民众之中的磅礴伟力，于是在深思熟虑后，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接受了苏俄及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改组国民党，进行广泛的群众运动与社会动员，努力使人民大众能够觉悟到民族的危机，积极参与到救国建国运动中。孙中山最后虽觉悟到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要义，并且也正是积极朝此方向努力，但囿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国民党的政党属性，仍不能达到广泛动员民众的革命目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评论的那样：“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与此相反，在中国革命遭遇巨大挫折之际，毛泽东很快觉悟到，康有为、梁启超改良维新的政治设计不足取，孙中山国民革命的道路亦不彻底。在李大钊、陈独秀所极力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在与革命同志的往复论辩中，他最终选择了苏俄式的革命方案。“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方法。”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与斯诺谈话时即坦露，他在1920年夏天已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此再未改变过信仰。同时，他意识到一般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听不中用，“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真正的革命力量在人民大众，必须要通过民众的大联合，“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深刻总结道：“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之所以未能彻底成功，正是因为未能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下认识到农民地位之重要性，未能真正下沉到农村去充分组织动员农民。而这些植根于中国语境中的革命真理，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仍有许多人恍兮惚兮，不甚明白。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同志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由此，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面向独特的中国情境，接续了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问题意识与新三民主义，并视后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同思想基础的最低纲领。“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及共产党人把极具革命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独特的中国语境中，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立基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社会主义启蒙实践。

自近代中西遭遇以来，在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下，历次启蒙运动基本以民主、自由、平等相号召，但都因人民大众没有得以彻底解放，未能产生真正的觉悟，而收效甚微。鲁迅眼中的阿Q虽听说过革命，也在城里见过革命党，但“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在辛亥革命之后，以阿Q为代表的广大乡村地区的下层民众并未真正理解革命之义，人民大众未能在沉睡中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重要分水岭，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与中坚力量。它抛弃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政治、精英革命的阶级局限，在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中，真正得以把社会主义启蒙叙事通过社会动员与启发民智的方式，投向了广阔的农村、工厂、学校及基层社会，一时朝气蓬勃，蔚为大观，使多数国人真正理解了民主、平等、自由、人权、解放和个性的真正内涵。

有国才有家，这对近代以降历经了无数次屈辱的中国人而言，是痛切的家国体悟。国家的独立、民众的解放、社会的团结、政权的巩固、人民的自由，这是一切启蒙叙事的价值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真正把这种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落实到了延安时期的政治实践之中。士兵在党领导的军队中，与长官待遇平等，真正体会到了表达意见的自由；农民在土改中，从土豪劣绅那分得土地，实现了数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朴素平等理想；妇女在婚姻自由的社会运动下，真正得到了人格尊重。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采用的“三三制”政权民主原则，实现了普遍的民主制度，彻底改变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学者特里尔曾讲述到，延安时期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已存在”，并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我们的政府”，认为“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的确，延安时期非常注重把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政策与制度，贯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民众真正得以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觉悟到一种主人翁的参与意识，真正实现个性的解放。“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政党，共产党人从来不压制个性，反而提倡解放个性，如果没有个性的解放，社会主义便永远不能得以实现，明确把个性解放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对个性的重视是社会主义启蒙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正是大众的觉醒与解放的基本前提。相形之下，资本主义虽然也追求个性解放，但不能完成此任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很自豪地宣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理论上有这样的认识，更是在实践中把它落实于自己执政区域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

在文艺领域，为了深入贯彻这种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立场，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争论。文艺大众化之实质即文艺与大众的价值关系问题，关涉文学与政治、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普及与提高等方面。早在1902年，梁启超便发出小说界革命之号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小说为载体对民众进行民族救亡的文学启蒙。由此，文学启蒙与民族救亡紧密相连。紧接着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就宣示了文学启蒙的主要目标，即通过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国民性改造，企图实现一种彻底的平民大众文学。李大钊即宣称必须打破一切特权阶级，主张“纯正的平民主义”，人人起来为社会国家而工作。然而，伴随时局变化，文艺的发展似乎有严重脱离大众的价值倾向，到20世纪30年代初，文艺为什么要大众化的问题成为需要迫切澄清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编辑部组织开启了第一次讨论，1930年鲁迅发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强调文艺要面向普罗大众，应该造就更多的大众立场的作家，为普罗大众创作浅显易懂的作品。郭沫若则以文艺通俗化相号召：“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你不要丢开无产大众。始始终终把‘大众’两个字刻在你的头上。”伴随“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急需发动群众，文艺大众化受到高度重视。《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提出必须把文艺大众化置于首位，由此开启了第二次讨论。瞿秋白指出必须向群众学习，文艺离不开大众，“没有大众的普洛文学是始终要枯死的，像一朵没有根的花朵”，明确意识到大敌当前，文学必须启发大众，团结大众参与到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中。周扬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中亦指出，文学大众化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迫切的实践问题：“文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在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组织大众，鼓动大众。”1934年由“文言复兴运动”这根导火索引发第三次讨论，“不过这次讨论，文艺问题已很少涉及，主要是讨论了语言问题和文字问题”，实质即是白话文言之争，主要针对国民党新生活运动中的复古逆流，进步作家们抨击尊孔读经，主张使用大众语言，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文复兴。“所谓大众语，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而非远离大众的文言文。正如鲁迅在讨论伊始即提醒，彻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也就是说，文艺大众化之实现必须以政治为助力，直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解放区政权，实践鲁迅所言的时机才逐渐成熟。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明确接续了这种彻底的文艺大众化的社会主义启蒙价值立场，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批评了单纯为艺术而艺术或超阶级的脱离政治的艺术观，强调文艺必须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要充分发挥文艺对大众的启蒙价值功能：“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文艺既要深入联系群众，更要启发教育群众，普及与提高必须协调并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以陈伯达、艾思奇、张申府等为代表的深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影响颇大的“新启蒙运动”，其核心仍然是近代中国一脉相承的救亡主题。关于新启蒙运动之实质，陈伯达开宗明义：“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即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与此同时，“五四”以来的启蒙价值并未中断，而亦被新启蒙运动承继下来，反对民族奴役，反对礼教、独断、盲从、迷信。这个社会主义新启蒙运动的最大目的即是要唤起“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大众启蒙，也即“使新文化的普遍性达到最大限度，却是无疑义的”。二是民族启蒙，强调中华民族自身的价值。三是优秀传统文化启蒙，认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过于偏激，应该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重新估价，要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要全部推翻中国文化的传统，而且，事实上，有启蒙运动以来，一切启蒙思想家都曾极力发挥过一些最好的文化上的‘国粹’，……我们是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而奋斗的。”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新启蒙运动的迅速展开与巨大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日趋成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在救亡主题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启蒙运动取得的明显成就，以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港台新儒家，亦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总结：一是共产党凭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醒了民族意识；二是，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相联合，要求结束国民党之党治，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导致国民党精神之崩溃与解体，“由此二者，即可证明中共……凭借了中国人民之民族意识及民主要求”。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启蒙价值观。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鲜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纲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反帝反封建本是救亡之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真正激发了人民大众的民主、平等、自由意识，激励动员社会大众为实现它，而积极参与到国家民族的救亡运动中，并在革命斗争中真正体会自由、平等、民主之真谛。“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启蒙特征，即必须要把知识分子和革命大众，要把提高与普及，既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结起来，一定要把革命的文化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使其成为有力的革命武器。“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大众的觉悟与解放，反过来又给内生于家国情怀的救亡运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新中国之“新”就在于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使中国人民得以实现彻底解放，真正作为国家的主人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平等自由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之中。

五、结语：“中国梦”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新启蒙叙事

对于中国启蒙运动，从近代中国的独特历史语境来观察，我们发现其发展历程并非完全照搬西方，并非西方模具下的复制品。可以说无论中西，启蒙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范式、固定的版本、一致的道路，其主题都是因其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具体任务而决定。近代中国所展开的启蒙叙事一开始便承载着自身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与理想诉求，其主题始终是救亡，主要任务则是迫切的反帝与反封建。然而，有少数学者受西方普遍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缺乏历史主义意识与过程发展思维，罔顾具体国情、独特境遇与实际问题，从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抽象原则出发，视西式启蒙为启蒙的绝对标准，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论断，使得启蒙与救亡彼此割裂互相对立。“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这种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宣言式口号，一时甚嚣尘上，表面看似道理充足，但结合近代中国的独特历史语境，仔细辨析则会发现，则几乎完全不能正确认识启蒙价值与具体国情的内在逻辑关联，最终必然与近代中国所肩负的反帝反封建双重历史救亡任务格格不入。胡绳晚年在反思20世纪30年代的救亡运动时，曾严肃指出：“把救亡和启蒙看作好像互相对立，是完全错误的”，“救亡与启蒙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是从救国出发的”。就连20世纪80年代主张“新启蒙”的王元化在谈及五四启蒙运动与救亡的关系时，也坦承救亡主题的优先性地位，并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参与救亡运动不会丧失其独立自由之人格，“五四启蒙文化本身正是从救亡图存的要求中诞生的。……把启蒙和救亡看成全然相克是不对的”。

“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还存在一个更为隐蔽也更具危险性的逻辑后果。在此观点看来，处在民族危亡、国将不国的危急情势下，自由民主的启蒙价值暂时被压倒抛弃，但以救亡为主题的后果则是漠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牺牲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一切都以国家、社会、民族、集体为优先价值目标。这种观点进而认为，1949年革命成功后，短暂急迫的救亡任务似乎得以彻底完成，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就开始声称要重视民主，回归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多党政治，大搞全民选举等，完全把具有自身历史语境的西方自由主义式启蒙转换为一种绝对价值，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具体条件下救亡主题的连续性与长期性。然而，实际情况正如胡乔木晚年所言，“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要一直过渡到共产主义，才是革命的完成。……可以总起来说，革命没有终结，所以还需要党的领导”。

如前所述，启蒙运动在西方内部的历史进程本身也极其复杂丰富，但为了比较上的便利，我们姑且认为启蒙在西方有其基本一致的价值诉求即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等。但在近代独特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启蒙运动的社会处境并非如西方早期社会那样，其鲜明特点始终是启救亡之蒙。这导致了在中国语境之下启蒙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要求，都是紧密围绕近现代以来独特的中国问题而展开。启蒙在中国的历程始终以救亡为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围绕救亡的具体主题而进行不同的启蒙价值选择。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之所以最终分道扬镳，即是知识分子在民族救亡主题下，对于选取何种启蒙价值来实现救亡，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一旦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现实政治要求发生转向，为救亡而生的启蒙势必要为中华民族的救亡而改变其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自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大旗。由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根据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立场，其并没有如前述学者所认为那样，用“救亡压倒启蒙”，而是选择了一种更高层级、更为全面，也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启蒙价值叙事，不但没有放弃“五四”以来的民主自由启蒙传统，而且在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使其得以真正成为大众觉悟与解放后的自觉追求，使救亡与启蒙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真正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提及并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价值前提是人民立场，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可以说很好地承继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救亡主题，从民族危机、革命建国，到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到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救亡叙事最根本之内涵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叙事，它超越了那种简单化的、短期狭义的革命启蒙叙事与现代化启蒙叙事，转到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政治现实的范围更全面、时间跨度更广、思想价值更彻底的新启蒙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近代以来有独特历史遭遇的中国人民而言，有其特殊的时代内涵，它意味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以期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同时，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称之为“复兴”更有其特殊的历史意蕴。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复兴不仅是要恢复19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上曾经拥有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则是要复兴作为轴心文明之一、绵延数千年的、具有天下关怀、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华文明。况且当前世界形势不容乐观，实质上仍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华民族仍未能真正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周边国际形势也异常严峻，各种不希望中国和平发展的霸权主义甚至帝国主义依然存在，这些现实问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一以贯之。可以说革命建国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救亡叙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站起来以后的新中国的救亡叙事，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则是中华民族更根本更远大的救亡与复兴叙事。以“中国梦”为救亡新主题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叙事，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叙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叙事，是具有天下关怀心系世界的价值叙事。这种社会主义的启蒙叙事，也要根据形势变化与要求，反对以自由民主为绝对价值的极端启蒙立场，吸收包括以康德为代表的，反对极端理性主义，为科学主义、进化论划界，注重历史传统与公共德性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真价值。

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乃至最终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始终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和21世纪以来的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的启蒙价值始终并行不悖，可谓相得益彰。正如马克思所言：“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优秀文化为基因，以大众的觉醒与解放为理想追求，最终旨在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价值支撑，贡献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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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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